这种生命哲学使任洪渊的诗为当代诗歌提供了一种重新书写历史、文化的视角和新的个体经验，使我们在阅读中有一种“改写”历史、实现“今天”的自我形象的心灵震颤。可能正因如此，有论者认为“他的诗……有浓郁的浪漫主义气质”(85)。但这种浪漫主义使我们不能不承认诗人对待历史的想象在“历史－今天”“绝望－希望”向度上过于简明，省略了历史真实和现实世界的诸多复杂性，这让我们不能不对任洪渊的诗生出一些遗憾。而这种遗憾，很大程度上因为诗人更多地将诗歌写作当作他的“哲学”“文化诗学”的另一种阐述。
正如有论者指出的：“任洪渊的诗和诗论，处于相互印证、阐释的‘互文性’关系中。他的诗，基本上是在解释他的诗学理论，表达他对于如何使‘汉语诗歌’获得生命活力的设想。因而，它们也可以称作‘元诗歌’，或者说是以诗的方式写的诗论。”(86)问题正在这里，任洪渊的诗其实更是一种诗学理论，是关于汉语如何言说当下个体生命、如何建构个体生命自由的一种构想。而伟大的诗学构想不等于优秀的诗篇。在诗与诗学相互阐释、相互印证的写作中，真正启人深思的是他的诗学理论。当任洪渊说“我只喜欢记下已经变成感觉的汉字。我想试试，把‘观念’变成‘经验’，把‘思索’变成‘经历’，把‘论述’变成‘叙述’”(87)，他确实做到了。我们在读他的《找回女娲的语言：一个诗人的哲学导言》《我生命中的三个文学世纪》等篇章时，深感他的写作已经把“把‘观念’变成‘经验’，把‘思索’变成‘经历’，把‘论述’变成‘叙述’”，但这是任洪渊的诗学理论写作，不是他的诗歌写作。他的诗由于要竭力辅助阐述他的诗学理论，而陷入他的二元对立的哲学观念当中，尽管有许多令人叫绝的意象和语词，但仍有不少观念化的倾向。正如《女娲的语言》是他的第一本文集也是一本诗与诗学的合集一样，他的诗与诗学纠缠得太深，忽略了诗本身看待世界和自我的复杂性。他现在的诗更多是指向一种理想的汉语言说方式、语言效果，说是“元诗歌”不无道理。“元诗歌”能挑动许多批评家、理论家的热情，却未必是真正“好”的诗。洪子诚先生的目光确实尖锐：“任洪渊的问题可能是，在用诗充分阐释他的诗学理论之后，诗歌写作将向何处，又如何进一步展开？”(88)毫无疑问，任洪渊是当代中国最优秀的诗人之一，但他的许多诗作确实又尚未“展开”。